〈從蕭士塔高維契的「證言」到十五首弦樂四重奏的真相〉

〈從蕭士塔高維契的「證言」到十五首弦樂四重奏的真相〉

作者：Frans C. Lemaire

英文譯者：Jeremy Drake

近四分之一世紀以來，蕭士塔高維契的形象都受到《證言：由Solomon Volkov編撰的蕭士塔高維契回憶錄》一書中對作曲家的描述所主導。《證言》一書發行於1979年（法文譯本則於1980年出版）、並在1987年由Tony Palmer翻拍為電影。在書中，作者Volkov聲稱受作曲家所託而著筆此回憶錄；然而，這些回憶的片段以及這份差事本來就啟人疑竇的本質，很快地便遭到推翻與譴責，尤其是經過美籍音樂學者Laurel Fay對文本材料和來源的分析，以及來自於其他相關人士──如蕭氏遺孀Irina Antonovna的個人回憶等等。儘管《證言》成書過程有欠細膩與公信力，Volkov的這本書仍然首開先例：於書中詳實紀錄的眾多細節揭露了蘇維埃政權下一個藝術家的生活樣貌，以及在蕭氏音樂中，諸多先前並不為人所知的面向──例如猶太音樂主題的重要性、描寫史達林與Zhdanov的諷刺清唱劇《Rayok》、以及對比第八號弦樂四重奏中的自傳性格與執政當局對此作品強加的政治性解釋。不過，在這個特定作品之外，蕭氏的其他弦樂四重奏卻完全被Volkov忽略，就好像他所聲稱蒐集自作曲家本人的私人言談都把弦樂四重奏──這個在蕭氏作品與晚年歲月中占有如此重要地位的樂曲類型──視為無足輕重。事實上，蕭氏的弦樂四重奏是一系列共十五曲的偉大作品，到今日仍為多本書專門研討的主題，其人性與音樂層面的豐富足見其重要性。Volkov如偽經般似為假託的回憶錄，今日已被逐漸公諸於世的作曲家私人信簡與其音樂本身所取代。

蕭士塔高維契的十五首弦樂四重奏創作時間橫跨1938到1974年，也就是作曲家三十二歲到六十七歲的年紀，也因此完全涵蓋了蕭氏五十五年創作生涯中最成熟的年月。在總共五十五年的創作生涯前半部──1921年到1948年──蕭士塔高維契寫出了九首交響曲與僅僅三首弦樂四重奏，然而創作生涯的後半部──1949年到1975年──蕭氏卻貢獻了足足十二首的弦樂四重奏，器樂交響曲則僅僅只有四首（譯註：作者扣掉了第十三號與第十四號這兩首含有人聲的交響曲）。其中的轉捩點就是1948年，在此年蕭氏作品遭控過於服膺於「形式主義」，而他的交響曲能夠在音樂會中公開演奏的數量只剩下三首（第一號、第五號、第七號），使得作曲家只能暫時轉向寫作電影配樂以求溫飽，並將他的精華作品存放於書桌抽屜的靜默之中。史達林在1953年的去世，很不幸地並沒有導致其意識形態的消亡，而繼位者赫魯雪夫主導的「解凍」（Thaw）也很快地顯露出其虛幻的本質。弦樂四重奏──這個審查機構不太有興趣、極富個人性的私密樂曲類型──成為了蕭士塔高維契最喜愛的曲類，1967年之後則再加入了四部聯篇歌曲集，其中的三十五首歌曲中屢屢具有爭議性的題材，更顯示出蕭士塔高維契富有表現力且意味深長的作曲企圖。

        聯篇歌曲與大部分的弦樂四重奏皆有給予特定人士的題獻，這是在蕭士塔高維契的其他作品中非常少見的，唯一例外的是十五首交響曲中其中兩首（第八號交響曲題獻給穆拉汶斯基，而第十四號交響曲則題獻給布列頓，只不過後者也算是聯篇歌曲集的一部分）。

        作品題獻者的選擇可以說透露出蕭士塔高維契與他人的交誼，包括了首演其大多數弦樂四重奏的貝多芬四重奏樂手，以及四段並不完全是一帆風順的異性友誼與情感關係。在第五號弦樂四重奏中，蕭氏特地且明顯地引用了Galina Ustvolskaya的作品（譯註：Ustvolskaya是蕭氏的學生之一，蕭氏在第五號弦樂四重奏中的第一樂章接近樂曲高潮之處引用了Ustvolskaya寫於1949年的《給單簧管、小提琴、鋼琴的三重奏》，這個主題在終樂章再度出現），但這首弦樂四重奏卻沒有題獻給此位女作曲家。另一次的感情用事也許解釋了第六號弦樂四重奏並無題獻者的原因：蕭士塔高維契在1956年夏天寫下這首弦樂四重奏，此時正是蕭氏第二段婚姻的蜜月期，而再婚的對象是蘇聯共青團的活躍份子Margarita Kainova。只是這短暫的蜜月期很快地粉碎了蕭氏原本意欲慶祝這段婚姻的心情，下一首弦樂四重奏（第七號）更證實了這段婚姻的不歡而散：第七號弦樂四重奏寫就於1960年，正是蕭氏結束第二段婚姻不久，而這首弦樂四重奏的題詞是「獻給與Nina Vasilievna的回憶」，是蕭氏在第一任妻子Nina Vasilievna過世六年後給予的一個遲來卻動人的題獻。

        接下來的幾年，弦樂四重奏更深入地被帶進作曲家私密的個人生活中：根據作曲家本人的書信，富有強烈戲劇性格的第八號弦樂四重奏本來應該是「題獻給這首弦樂四重奏的作者」。而1962年的第三段婚姻，則讓蕭氏的新妻子Irina Antonovna Kupinskaia成為了在此之後第一步重要作品──第九號弦樂四重奏──的題獻者。

譯註：第八號弦樂四重奏一直是歷年來學者撰書為文探討其意涵的謎樣作品。這首弦樂四重奏寫於1960年，當時蕭氏短暫居留在東德的德勒斯登郊區，為了替蘇聯的電影《Five Days - Five Nights》──描寫德勒斯登在二戰中遭到盟軍大規模空襲後僅存的斷垣殘壁──撰寫配樂。在譜寫這部電影配樂的同時，蕭氏在三天內完成了這首第八號弦樂四重奏，這部作品也因此被蘇聯稱為「德勒斯登四重奏」，而蕭氏本人也為此曲寫下了「紀念法西斯主義與戰爭的受害者」這樣的題獻詞。然而，Volkov在其極具爭議性的《證言》一書中，據稱蕭氏堅決反對將這首弦樂四重奏視為蘇聯官方認定的「反法西斯」作品，相反地蕭氏表示這首弦樂四重奏中多處引用自己的作品（包括歌劇《馬克白夫人》、第一號與第五號交響曲）在在表示出這是一首具有強烈自傳性的弦樂四重奏。事實上，蕭氏在第八號弦樂四重奏中不只引用了自己作品，還包括了柴可夫斯基的第六號交響曲《悲愴》以及華格納《指環》中的命運動機，更重要的是這首弦樂四重奏中的主題音型「D、降E、C、B」（在德文中記為「D、S、C、H」──也就是多次出現於蕭氏其他作品中的作曲家簽名──Dmitri SCHostakowitsch）強調出這部作品的自傳性格。有論者以為，我們可以將此主題音型與柴可夫斯基的《悲愴》互為參照，而這首第八號弦樂四重奏則可以看成是作曲家當時極度憂鬱且揮之不去心中自殺念頭的心境寫照。這首弦樂四重奏作於1960年的七月十二日到十四日，而蕭氏在幾天後的七月十九日寫給朋友的信件中（此信件於1993年才第一次面世）則做了如此陳述：「我想，如果我哪一天過世，大概也不會有什麼人會以作品題獻給我。所以我決定自己寫一首。你甚至可以把以下的字句寫在這部作品的封面頁上──『紀念這首弦樂四重奏的作曲家』」（“I reflected that if I die someday then it's hardly likely anyone will write a work dedicated to my memory. So I decided to write one myself. You could even write on the cover: ‘Dedicated to the memory of the composer of this quartet.’”）。

（詳細的曲式分析與詮釋可參照http://quartets.de/compositions/ssq08.html）

除了幾位特定的演奏家（小提琴家歐伊斯特拉赫、大提琴家羅斯托波維契、貝多芬弦樂四重奏）之外，與蕭士塔高維契具有深厚且長期交誼的人並不多，而室內樂作品正可以做為例證：第二號鋼琴三重奏（作於1944）題獻給甫去世的Ivan Sollertinsky、第二號弦樂四重奏題獻給他的同儕作曲家Vissarion Shebalin、第十號弦樂四重奏則獻給了他的摯友Mieczyslav Weinberg這位波蘭的猶太作曲家。Weinberg這位身為猶太裔的作曲家，在二戰爆發之際從希特勒掌權的歐洲大陸逃到了蘇聯境內，自此之後他成為蕭氏作品中猶太元素的重要靈感來源，特別是蕭氏的第二號、第四號，以及第八號弦樂四重奏。

        在這十五首弦樂四重奏中，每一首蕭士塔高維契都以不同的調性寫作，而蕭氏本來更欲寫完整整二十四個不同調性。只是在每一首弦樂四重奏作品的後幾個樂章中，蕭氏並不總是嚴格遵守第一樂章調性的規律。當然這其中還有更複雜的面向：在蕭氏過世後不久，著名的莫斯科音樂學者Yuri Sholopov發表了一份探討蕭士塔高維契弦樂四重奏中的調式（modality）分析，並指出作曲家從東正教音樂與穆索斯基作品中獲得了許多幫助他運用調式的靈感來源（其他的來源還包括了巴爾托克、史特拉汶斯基、梅湘等人的作品），蕭士塔高維契並以此發展出自己的「蕭士塔高維契調式」（Shostakovich modality）。蕭氏在四重奏作品上的傳統調性指示也因此掩飾了可能的調式/調性研究方向──從第十三號到第十五號弦樂四重奏中短暫出現的序列主義樂段，儘管比較明顯也較為人所知，其實也只是巨大冰山露出的一個小角。

        蕭士塔高維契的十五首弦樂四重奏經常被拿來跟貝多芬的十七首弦樂四重奏比較，然而這兩位作曲家的作品其實大相逕庭：蕭氏的十五首弦樂四重奏組成了一整組幾乎沒有中斷的系列作，而貝多芬的卻可以分成三個明顯不同的時期。然而，兩位作曲家的弦樂四重奏最大的區別特別顯現在面對死亡的態度上：蕭氏最後幾首弦樂四重奏的音樂可說是受到作曲家本人晚年的病痛而被消磨羸弱，樂曲逐漸地展開，就像是作曲家本人回顧著自己的一生，愈來愈被沉默與寂靜所佔據。另一方面，貝多芬儘管受失聰與疾病所苦，這位作曲家創作力的活躍與豐沛仍然是令人讚嘆。貝多芬在第十六號弦樂四重奏op. 135中的質問「非如此不可嗎？」（Muss es sein?）儘管早已被蕭氏借用於第八號弦樂四重奏，卻在後者的第十五號弦樂四重奏中才得到一個極其哀傷的回答。蕭士塔高維契最後一首弦樂四重奏所暗示的最終希望，在作曲家幾星期後所寫下的聯篇歌曲集中才被清晰地呈現出來。這組聯篇歌曲集就是蕭氏題獻給愛妻Irina Antonovna的《以米開朗基羅的詩作譜成的組曲》（Suite on Verses of Michelangelo Buonarroti），op. 145，其中一段歌詞寫到：

Fate wanted me to fall asleep before my time;

I am not dead, I have simply changed my residence...

You think I am dead but I continue to live

To console the world, in the hearts of those who truly love me,

No, I have not gone away, immortality has delivered me from death.

＜全文完＞

本文譯自FUGA LIBERA發行的《Dimitri Shostakovich: The Complete String Quartets》（編號FUG512）解說冊，一切著作權歸此公司與原文作者所有。